墨胎致 商末孤竹国君第三子

叔齐（生卒年不详），商末孤竹国（今河北卢龙西）君第三子，名致。孤竹君立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不受，兄弟相偕去周，投奔西伯（即周文王）。西伯死后，武王东进伐纣，他和伯夷叩马而谏，以为父丧而用兵，是不孝不仁。武王灭商后，他们逃到首阳山（今山西永济南），不食周粟，饥饿而死。

简介

叔齐：姓墨胎氏，名致，字公达，是商朝末年孤竹君的第三子，死后谥“齐”，故后人称之为“叔齐”。

起初，孤竹君欲以叔齐为继承人，及孤竹君卒，叔齐让位于长兄伯夷。

事迹

家世

三千年前，秦皇岛一带正是孤竹国管辖的区域。这个古代方国建国很早，历经了商和西周两个朝代。当时它的管辖区域，据考古资料表明，大体包括现秦皇岛市的全部，唐山市的东部和辽宁省的西南部，都城在现卢龙县城附近。这个古老的方国当时的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有大量饲养牲畜的畜牧业和可以用剩余粮食酿酒的农产品。从这个国家取名觚竹来看，它是以两种用以书写的文具，借代作国名，这就反映了这个国家已经有比较高的文化。

到了商朝后期，在这个国家出现了夷齐让国的美谈。那时的孤竹国君是孤竹国第七任君主，名叫亚微。子姓，墨胎氏，是殷商的同宗。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名允字公信，即后来谥号为伯夷。二子亚凭成为第八任孤竹国国君。幼子名智字公达，即后来谥号为叔齐。孤竹君生前有意立叔齐为嗣子，继承他的事业。后来孤竹国君死了，按照当时的常礼，长子应该即位。但清廉自守的伯夷却说：“应该尊重父亲生前的遗愿，国君的位置应由叔齐来作。”大家又推举叔齐作国君，叔齐说：“我如当了国君，于兄弟不义，于礼制不合。”后来伯夷和叔齐双双流亡，离开了孤竹国，禅让君位予亚凭。

修养

纵观伯夷叔齐二人的一生，确实没有轰轰烈烈、引人注目的功业，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充分体现出他们做所有事情的发心都是为了大群人生，为了长治久安，而没有一私一毫的私欲存于其中。所以中国后世永远怀念他们。仁义道德，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的安身立命所在，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真正的生命所在。所以中国人评论人物，首看德性修养。有此德性修养，即使一生无大的业绩，仍受人感念，如伯夷叔齐，如泰伯仲雍，如管宁，如陶渊明，如林逋，如李清照，甚至小说戏剧中人物如花木兰、刘兰芝等，皆得列为中国人物上乘之选。德性很差，所作所为皆为一己之私，即使此人有盖天的功业，此人也永为中国人所不齿。如秦始皇、曹操、司马懿诸人。今人屡欲为曹操翻案，不知如果真以曹操为楷模，不知有多少人都想篡权，天下不知又增加几多痛苦混乱。今人只看到曹操功业的一面，谓其能促进国家统一，不知其所有功业的目的都是为了一己一家之私利，为了使曹家子孙最终能登上皇位。学曹操，必使后人都如曹操般以功业掩其个人野心，不惜以天下满足其私欲。纵收一时一地之效，而大群利益长远人生必深受其害矣。中国古人深鉴于此，故取人以德。而有德者必有学，有学必有才。

西方人于此理不深知，只看到个人有才可以兴事业，遂推崇才能，强调个人能力。虽然个人有才能可以兴事业，自己可以名利双收，但没有道德基础的才能就是一把双刃剑，最后很有可能害人又害己。今我国人，一味西化，于人才取舍的标准上也崇才抑德，认为德性是无关紧要之事，有能力才能兴事业，有事业才能于社会有贡献。以为事业是人生之本，尤其对于男性更是如此要求。放眼天下，不知有多少男性英雄为了所谓的事业而无事生非，无中生有，给本该平静安宁的生活增添了几多波澜。道德为天下最大的事业。此理谁又知之。

让位

先看“推位让国”。伯夷叔齐互相推辞，因为他们都认为对方“既贤且能”，是当国君的最佳人选。他们的二人的发心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众，而不是为了一己之表现，此是道地的中国传统文化观点。现代人往往以个人功利主义为行动准则，看到有君位空悬，遂认为是一好机会，自己应好好把握，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人生是该把握机遇。但当机会来临，是否一定要冲上去抓住它，中西文化传统有不同的看法。

中国人认为天下万事万物都有“义利之辨”。一事当前，该不该做，首先要看此事对其他人、对大群有何影响。有利于大群人生、能使千秋万代的人们都能蒙受恩惠，则此事可做；否则，不可做。用现代话来说，着重社会效益，着重长远影响。大群普受其益，个人利益自在其中了。伯夷叔齐此举，正是此意。所以中国人好“让”。让而不争，才能使贤德之人脱颖而出，才能真正使大群人生长治久安。

西方文化较重个人。个人意志得以舒展，自会感到畅快。但人是社会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离群而独生。没有大群，没有国家，没有社会，任何人都不能生存。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强调个人，自然会认为竞争是必需的手段，是天经地义之事。人人有争无让，事事有争无让，则社会生活必定多矛盾，多吵闹，多分歧，少和谐，少宁静，少包容。如此，个人的幸福又从何谈起？

中国传统文化主谦虚，主退让，正是看到了“争”之弊。伯夷叔齐二人如果如今人般竞争上了国君位，也许会施展抱负，大抒理想，国家大治，民蒙其惠，于一时一地未尝不是好事。但后世人也许会以此为榜样，有机会便竞争，甚至不择手段。长此以往，必定会两面三刀，内心虚伪，道德败坏。巧言令色鲜矣仁。竞争的结果是使不仁不义之徒易居高位，而大仁大义既贤且能的人则被排挤出去，永无为民众服务的机会。如此，则民大受其害矣。以一时一地之利，换千秋万代之弊，古人于此不取焉。能退能让，讲求德性修养，这才是大群人生千秋万代的大利所在。此所以古人力赞伯夷叔齐。

直谏

再看叩马而谏。它同样体现了伯夷叔齐二人以大群人生千秋万代之幸福为处事出发点的思想。固然，当时纣王无道，天下困之久矣。武王伐纣，确是救民于水火的正义之举。但以臣伐君，终究是特殊情况下的不得己之举。君仁臣敬，才是长治久安的人伦正道。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正是奋不顾身，向武王说明什么是长治久安的人伦正道。其为了大群人生千秋万代的幸福而着想的发心，昭然若揭。正因为如此，所以孔子才力赞二人为古之仁人。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伦理规范，的的确确是保证社会长治久安和谐安宁的基本要求。君不尽其责，臣不尽其职，为父母者不以义方教子，为子女者不知孝道为何物，如此，社会还谈何安定和美，还有何幸福可言！今人论叩马而谏此事，只看到了武王伐纣之举的正义性，而没有看到此举的短期性和负面影响。中国古人知人论世，必首先考虑其事对大群人生长治久安的长远影响，绝不会限于一时一地而论其短长。

避难

为了躲避残暴的商纣王、伯夷叔齐居住在北海之滨和东夷人一起生活。听到西方伯主周文王兴起，国内稳定，生产发展很快。他们高兴地说：“应该从东夷回去了，我们听说西伯的国内很安定，很适合老年人居住。”于是他们相约到周国去。但是走在中途，就遇见了周武王伐纣的大军，原来这时周文王已经死去，周武王用车拉着周文王的木主奔袭商纣。他们二人大失所望就叩马而谏说：“父死不埋葬，就动起武来，这能算作孝吗？以臣子身份来讨伐君主这能算作仁吗？”武王的卫兵要杀害他俩，军师姜尚劝解说：“这是讲义气的人呀，不要杀害他们。”就把他俩扶走了。后来周武王与商纣王大战于牧野，血流飘杵，由于商纣王阵前的奴隶兵倒戈，周武王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灭掉了商朝，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这正是公元前1046年。伯夷叔齐认为这种做法太可耻了，发誓再不吃周朝的粮食。但是当时各地都属于周朝了。他们就相携着到首阳山上采薇菜吃。在采薇菜时，他们还唱着歌说：“上那个西山哪，采这里的薇菜。用那强暴的手段来改变强暴的局面，我真不理解这样作算是对呀？先帝神农啊，虞夏啊！这样的盛世，恐怕不会有了。我们上那里去呢，真可叹啊！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

饿死

于是就饿死在首阳山之上。他们的让国和不食周粟，以身殉道的行为，得到了儒家的大力推崇。当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立即回答说：“古之贤人也。”又问：“他们对所作的事不觉得后悔吗？”孔子说：“他们求仁而得仁，没有什么后悔的。”后来又进一步的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如今称之，其斯之谓与。”原来伯夷叔齐的行为正符合儒家的价值观。

墓地

伯夷叔齐墓，墓地坟堆高达7尺左右，直径丈余，周围古松参天，绿草如茵。墓前设一高大石碑，上有左文襄公篆刻的“百世之师”和“有商逸民伯夷叔齐之墓”的碑文。两边有陇西著名书法家王霖书刻的对联：“满山白薇味压珍鱼肉；两堆黄土光高日月星辰”，横额：“高山仰止”。墓地后面，为奉伯夷、叔齐的“清圣祠”。据碑文记载，此祠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历经坍塌复修，最后一次复修于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祠内墙壁左侧镶嵌清光绪时湖南范秉诚所撰《首阳山怀古并序》碑文，右侧有近代汪陵所撰《重修清圣享堂碑记》。前殿拆除，正殿厢房尚存，廊檐下原有清陕甘总都左宗棠“首阳山宜清圣祠辩”碑，现存有左部督军范绍儒将军“首阳怀古”诗碑。

记载

初，孤竹君欲以第三子叔齐为继承人，及父卒，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后来二人听说西伯昌善养老人，尽往归焉。及至，正值西伯卒，武王兴兵伐纣，二人叩马而谏，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手下欲动武，被姜太公制止，说：“此义人也”，扶而去之。后来武王克商后，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逃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及饿将死，作《采薇歌》。遂饿死于首阳山。

评价

西汉太史令司马迁曾说：“末世逐利，彼乃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孔子在《论语》里品评古今人物，除了尧舜禹汤这些上古圣王之外，最推崇的第一是吴太伯，第二就是伯夷、叔齐。要知道孔老夫子对“仁”字一贯用的慎重，很少说自己的朋友或弟子是仁人，却毫不吝惜地评论：“古之贤人也，求仁而得仁”。可见这两人在夫子心中的地位。

伯夷、叔齐饿死前所唱的那首《采薇歌》，十分感人，千载之下，犹如亲闻：“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太史公接着评道：“由此观之，怨邪非邪？”这是接着孔子的“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说的，可见太史公并不完全赞成孔子的说法，伯夷、叔齐大概仍是有怨在心的；不过这怨并非为了自己的利益得失，而是为了理想的破灭，正符合“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诗教。这样的怨，就算再多一点又何妨呢？

伯夷、叔齐兄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为王位相争而相让，是可贵的。因此有关伯夷、叔齐的美德，自古以来就广为传颂，对谦恭揖让的民族传统的形成产生过积极影响，他们身上所折射出的高尚民族气节，永远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