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轨 唐朝宰相、名将、抗倭民族英雄

刘仁轨（601年－685年3月2日 ），字正则，汴州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县张市镇）人。唐朝宰相、名将，汉章帝刘炟之后。

刘仁轨出身尉氏刘氏 。他自少孤贫，却恭谨好学，成年后博涉文史。在唐太宗时以直言敢谏闻名，累官至给事中。唐高宗即位后，历任青州刺史、带方州刺史、同中书门下三品等职。镇守百济期间，因救援新罗，并在白江口之战大败倭国、百济联军而名震天下。一度以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受命防御吐蕃。武则天摄政时，担任西京留守，封乐城郡公。

垂拱元年（685年），刘仁轨逝世，年八十四。册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唐中宗即位，加赠太尉。唐玄宗时，追谥“文献”，并配享高宗庙廷。撰有《行年记》《永徽留本司格后本》等，今已佚。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刘仁轨少年时代家境贫困，爱好学习。适逢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刘仁轨无法专心地读书。每当劳动之余，他就伸出手指在空中或地上写写划划，来巩固所学的知识。到后来，刘仁轨以学识渊博而闻名。  

唐高祖武德（618年—626年）初年，河南道安抚大使任瑰起草奏疏议论国事，刘仁轨看到那份草稿，替他修改了几句话。任瑰对他的才学感到惊异，于是赤牒（临时授官的一种文书）任命他为息州参军。  

不久后，刘仁轨被调为陈仓县尉。当时，折冲都尉鲁宁骄纵违法，历任陈仓县官都无法制止他。刘仁轨就职后，特地告诫鲁宁不得重犯，但鲁宁仍凶暴蛮横如故，刘仁轨于是用刑杖将他打死。州里的官员将此事禀告朝廷，唐太宗愤怒地说：“一个县尉竟打死了我的折冲都尉，这能行吗？”把刘仁轨召进朝廷责问。刘仁轨回答说：“鲁宁侮辱我，我因此杀了他。”太宗认为刘仁轨刚毅正直，不仅不加惩处，反而提拔他为咸阳县丞。  

贞观十四年（640年）秋，太宗准备到同州（今陕西渭南）围猎。当时秋收还没有结束，刘仁轨上表劝阻。太宗于是下诏慰劳说：“你的职位虽低，但竭尽忠诚以奉事国家，所论之事，朕都十分赞赏。”不久，刘仁轨被授为新安县令，累官至给事中。  

屡遭陷害

刘仁轨虽为官清廉刚正，但是为得宠的中书侍郎李义府厌恶。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刘仁轨因处理“毕正义案”得罪李义府，被贬为青州（今山东青州）刺史。  

显庆五年（660年），高宗发兵征讨百济，刘仁轨奉命督海运。李义府在明知时机不当的情况下，强行督促他出海。结果，船队在途中遇风沉没，死伤严重。朝廷派监察御史袁异式审讯。结案后，李义府对高宗说：“不斩刘仁轨，无法向百姓谢罪。”舍人源直心说：“海风暴起，这不是凭借人力所能预料的。”高宗于是仅将刘仁轨免职，以白衣（平民）的身份随军。   李义府又示意郎将刘仁愿将他杀死，因刘仁愿不忍而作罢。  

同年，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平定百济。战后，刘仁愿被任为都护，与新罗王金春秋的少子金仁泰共同镇守百济都城泗沘城（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唐朝在百济设立熊津都督府，任命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但王文度在渡海时病亡，高宗于是授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代替王文度统军。  

料事如神

显庆六年（661年），百济旧将僧道琛、鬼室福信等人立故王子扶余丰为王，兴起百济复国运动，起兵反抗唐军，围攻刘仁愿于府城。刘仁轨与新罗军一起援救刘仁愿，并击退围攻百济军，与城中的刘仁愿会合。当时，苏定方围攻高句丽都城平壤已久，因战事不利，又值大雪，遂退出平壤。刘仁轨自请留守百济。  

高宗令刘仁轨率部前往新罗，与金法敏商议唐军去留的问题。众将士都想回国，刘仁轨说：“按照《春秋》的义理，大夫出征国外，只要是可以使朝廷安宁、国家有利的事，就得专心一意地去做。如今皇上准备消灭高丽，首先消灭了百济，留下部队镇守，控制了它的要害。虽然叛贼强横，但它的兵卒劳役并不充足，我们应当磨好刀枪，喂饱战马，趁它没有准备，打它个措手不及，百战百胜万无一失。到了胜利无疑的时候，摆开决战阵势，驱马传递文书请求朝廷增派军队，声援接应，敌人就可消灭了。眼下平壤没有攻克，熊津又放弃了，那么百济死灰复燃，消灭高丽就不知是哪年哪月了。我们虽然驻进了新罗国，但这正像客人一样，发生了不称心的事，后悔还来得及吗？百济的扶余丰对鬼室福信心怀猜忌，貌合神离，势必支撑不了多久。我们应当坚守待变，届时再乘乱消灭他们。目前还不可轻举妄动。”  

刘仁轨的谏奏不但让高宗满意，众臣也交口称赞。事态的发展果如其料。在时机成熟后，刘仁轨先发制人，派人侦察扶余福信修建的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军情。随后，他引新罗军乘夜袭击真岘城，悄悄攀墙，至拂晓破城而入。唐军自此“遂通新罗运粮之路”。  

白江扬威

百济王扶余丰猜疑鬼室福信争权，将其杀死。他又闻唐军骤至，急遣使者到倭国、高句丽求援。

龙朔三年（663年），倭国将领毛野稚子等率二万七千人攻新罗，朝廷令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军渡过渤海到来，与刘仁轨等会师。唐军士气因而大振。  

这时，众将讨论进攻目标，有人说：“加林城是水陆交通要道，何不首先攻打它？”刘仁轨说：“加林城地势险阻守卫坚固，进攻就会大量伤亡，守卫也会旷日持久。周留城，是敌巢，敌军头目都集聚在那里。如果攻克周留城，其余各城自然就好夺取了。”  

按照唐军部属，孙仁师、刘仁愿及新罗国王金法敏于是率领陆军进发，刘仁轨则与杜爽、扶余隆率水军沿着熊津、白江进军，与陆军会合。刘仁轨在白江口遇上了倭军，唐军四战皆捷，焚烧倭国战船四百艘，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倭军大败。扶余丰脱身逃走，所佩宝剑被缴获。百济王子扶余忠胜、扶余忠志率领自己的兵众及倭军、耽罗国使投降，只有主帅迟受信占据的任存城还未被攻克。  

当初，苏定方灭亡百济，主将沙吒相如、黑齿常之纠集溃卒，凭借险要地势接应鬼室福信。白江口之战后，二人投降唐军。刘仁轨展示诚意，让他们攻取任存城来证明自己的真诚，又为其补充军械、粮草。孙仁师认为此举可能会招致他们反叛，刘仁轨说：“我观察沙吒相如、黑齿常之真诚并有谋略，乘机立功，还怀疑什么？”沙吒相如等最终攻克了任存城，迟受信独自逃往高句丽，百济的残余势力被全部消灭。孙仁师等人班师回朝，朝廷令刘仁轨率军留镇百济。  

治理百济

百济两次遭受战乱，境内受到严重的破坏，刘仁轨命令对死者进行掩埋祭奠。他重新登记户籍，设置官署属吏，开辟道路，建设村庄，修复堤坝塘堰，救济贫困人家，鼓励农业生产，替他们建立土地神庙，百济的民众都安居下来。守军于是垦种土地，筹划平定高句丽。  

刘仁愿回到京城，高宗慰问他说：“你本是武将，但这次写来的奏表文书，都合乎礼仪，这是怎么做到的？”刘仁愿回答说：“都是刘仁轨的手笔，不是我能写出来的。”高宗赞赏刘仁轨，破格提拔他六级官阶，正式任命他为带方州刺史，并在长安奖赏一处住宅，加赐其家属。高宗特派使者送去盖有御印的文书，对刘仁轨进行表彰。  

在太宗贞观、高宗永徽年间，朝廷都特派使者慰问祭奠阵亡的将士，有的还把赠授的官职爵位转授给他的后辈担任。显庆以后，奖赏出征将士的事几乎不复存在。到平百济、围平壤时，有功的人完全没有甄别任用。州县征募兵役，人们不愿当兵出征，身体健壮、家境富裕的人，用财物到官府打通关节，都可以逃避征调。招募到的人都愚弱贫困，缺乏斗志。刘仁轨全面论述了不计功行赏的弊病，要求朝廷对出征将士给予慰劳奖赏，以便鼓舞士气。刘仁轨还呈递奏表，建议任用扶余隆，令其安抚百济民众。高宗对他的建议表示同意，并授扶余隆为熊津都督。  

当时，刘仁愿任卑列道总管，高宗令他接替刘仁轨驻守百济，然后二人再一起回国。刘仁轨说：“皇上巡视各地，还要筹划平定高丽。眼下正值农忙季节，如果官兵全被接替，新来的人不熟悉情况，万一这里发生变故，谁能保卫？不如留下原来的部队收割完毕之后，分批派他们回国。我应当留下，还不能离开。”刘仁愿不同意，说：“我只知道执行诏令。”刘仁轨说：“不对。如果对国家有利，知道该做就没有不做的，这是臣下应守的节操。”于是向朝廷陈述利害关系，请求留守百济。高宗同意，并因此认为刘仁愿不忠。  

位极人臣

麟德二年（665年），高宗到泰山封禅时，刘仁轨带领新罗、百济、儋罗、倭国这四个属国的酋长奔赴泰山参加祭典集会。高宗非常高兴，擢升刘仁轨为大司宪兼知政事。  

乾封元年（666年）六月，刘仁轨迁右相，兼检校太子左中护。根据前后战功，高宗封刘仁轨为乐城县男。  

总章元年（668年），刘仁轨出任熊津道安抚大使兼浿江道总管，作为司空李勣的副手，协助其攻灭高句丽。次年，唐军回师，刘仁轨乞老归养，高宗加授其为金紫光禄大夫，允其致仕。  

咸亨元年（670年），刘仁轨复出，被任命为陇州刺史。  

咸亨三年（672年），刘仁轨入朝为太子左庶子。十二月，升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并监修国史。  

咸亨四年（673年）三月，因“许敬宗等所记多不实”，高宗令刘仁轨等改修国史。  

咸亨五年（674年），任鸡林道大总管，东征新罗。刘仁轨率唐军横渡瓠芦河，攻克新罗重镇七重城。以功进封为乐城县公，他的儿子以及侄子中有三个人被授予上柱国头衔，乡里为此感到光荣，把他的故居称为“乐城乡三柱里”。次年，刘仁轨入朝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宾客、监修国史，仍旧主持政务。  

仪凤二年（677年）五月，吐蕃进犯扶州（治同昌，今甘肃文县）临河镇，唐军兵败，朝廷任命刘仁轨为洮河道（军在鄯州城内）行军镇守大使，以图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 刘仁轨的建议屡遭中书令李敬玄反对，他因此怀恨在心。刘仁轨明知李敬玄不是将才，但是因为一心想报复李敬玄，所以上奏道：“西边镇守的重任，非李敬玄不可。”李敬玄推辞不掉。次年九月，李敬玄在青海之战中兵败，被贬为衡州刺史。  

永隆二年（681年），刘仁轨兼任太子太傅。不久后，他上疏请求致仕。高宗同意他辞去尚书左仆射之职，仍以太子太傅之衔知政事。  

留守长安

永淳元年（682年），高宗游幸东都洛阳，留皇太子李显在长安处理军政事务，令刘仁轨与裴炎、薛元超辅佐太子。次年八月，李显奉诏赶赴洛阳，由唐昌郡王李重福继任（一作皇太孙李重照）留守，刘仁轨任副留守。  

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高宗驾崩，皇太后武则天执政，加授刘仁轨为特进。  

光宅元年（684年）二月，李重照被废，刘仁轨又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专任西京留守，独自主持长安的留守事务。    

武则天特意写信给刘仁轨，将其与留守关中的西汉名臣萧何并称。刘仁轨却以年老体弱为由而上疏推辞，请求免除自己的留守之任。他还乘机陈述西汉吕后乱政败亡之事，以申明对武则天的讽谏之意。  

武则天得诏后，派侄子武承嗣专程前往长安慰问刘仁轨，向其解释道：“今日因皇帝正在守丧不能开口发布政令，眇身我（武则天）暂时代替他处置政事。劳您从远处劝诫，又上表声称年老多病要辞职，内多责备抱怨，使我忧虑不安进退无据。你又说‘吕后被后代耻笑，吕禄、吕产给汉朝带来灾难’，比喻实在深刻，使我欣慰和惭愧交集。您忠贞的操守，终始不变；劲直的气节，古今罕比。开始时听到这种话，怎能不感到迷惘；静而深思，足为借鉴。而且宰相之位，是百官的楷模，何况您是先朝旧臣，为远近所注目。希望您以匡正补救国事为怀，不要以年迈为由请求退休。”不久，朝廷进封刘仁轨为乐城郡公。  

寿终正寝

垂拱元年（685年），刘仁轨遵从新令，改任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正月二十二日（3月2日）   ，刘仁轨逝世，享年八十四岁。武则天为其辍朝三日，命在京官员依次到他家中吊祭，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赐其家实封三百户。  

唐中宗李显重新即位后，因为刘仁轨是“春宫旧僚”，追赠他为太尉。唐玄宗开元（713年—741年）年间，经刘仁轨之孙、秘书少监刘冕申请，玄宗下诏为刘仁轨立碑，并赐谥“文献”。  

天宝六载（747年）正月十二日，刘仁轨与尚书右仆射褚遂良、司徒高季辅一同配享唐高宗庙廷。

主要成就

龙朔元年（661年），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会合新罗兵，大破百济军于熊津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解百济府城镇将刘仁愿之围。次年，与刘仁愿共败百济于熊津（今韩国公州）东。在孤军无援之际，说服部众，坚守观变，伺机拔数栅，并攻取要塞真岘城（今韩国镇岑）。

龙朔三年（663年），率水军于白江口（今白马江口）击败援救百济的倭军，焚其舟400艘。百济平后，刘仁轨奉命留镇百济。他修屯田，训士卒，以图攻取高句丽。乾封三年（668年），辅佐司空李勣灭亡高句丽。咸亨五年（674年），率军攻新罗。次年，破其要镇七重城（今韩国积城）；又遣靺鞨军渡海，攻新罗南境，杀获甚众。

仪凤二年（677年），任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以防御吐蕃。

个人作品

刘仁轨亲身经历了隋末的乱世，辑录所见所闻，撰写《行年记》一书，今已佚失。他还曾主持改修国史。仪凤元年（676年）十二月至次年三月，刘仁轨奉命“删辑格式”，撰成《永徽留本司行格后本》11卷等。此次修订，一方面是因为官号复旧，另一方面也删除了法律中“于时不便”的条文，尤其是将永徽以来的制敕加以重新“编次”，增补到格中。为唐代法律体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家族成员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刘仁轨出身尉氏刘氏，为汉章帝之子、河间孝王刘开的后裔。刘开的子孙世代居于乐城，至十世孙刘通时，迁居尉氏，因而号称尉氏刘氏，为刘氏“定著七房”之一。刘通于北魏官至建武将军、南阳太守，封乐城侯。刘通的五世孙即为刘仁轨。

刘仁轨的故事（轶事典故）

当居宰相

刘仁轨虽然位居宰相，从不骄傲自大，每次会见贫贱时的旧友，不改平民时的样子。刚任陈仓尉时，观相人袁天纲对他说：“你最终会位居宰相，年近九十。”后来果然应了他的预言。  

心存富贵

刘仁轨任检校带方州刺史时，对别人说：“老天打算让我这老头富贵吧！”于是请求到了朝廷颁布的历书和历代皇帝的名讳，有人询问这是为什么，刘仁轨回答说：“我会平定辽东，颁布使用大唐历法。”结果都像他说的那样实现了。  

矫枉过正

显庆五年（660年），刘仁轨为李义府陷害，所督船队在途中遇风沉没。朝廷派监察御史袁异式审讯，李义府暗示袁异式：“你如果能办成这事（陷害刘仁轨），不用担心没官做。”袁异式到达后，对刘仁轨说：“你与朝廷中什么人有仇恨，应当提前为自己打算。”刘仁轨说：“我当官不称职，国家有正常的刑罚，您依法将我处死，我没有什么可逃避的。如果自作主张让我自尽，以使仇人高兴，我当然不甘心！”袁异式于是结案上报。离开时，他还亲自上锁，怕刘仁轨逃脱。  

刘仁轨任大司宪后，袁异式大惧，内心不安，趁醉向刘仁轨辩解。刘仁轨将酒杯里的酒倒光，对他说：“我刘仁轨如果记着旧事，就像这酒杯一样！”等到刘仁轨升任右相，袁异式被改授为詹事丞，时人议论纷纷。刘仁轨闻讯后，又推荐袁异式任中台司元大夫。监察御史杜易简对人说：“这就是所谓的矫枉过正（纠正错误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啊！”  

解事仆射

上元二年（675年），刘仁轨与戴至德分任左、右仆射。二人按日轮流接受讼辞。刘仁轨常用美言答应递送讼辞人的要求。戴至德定要据理责问，未曾轻易表态。如果确有冤枉，他才私下上奏为其申辩。因此，时人都称赞刘仁轨。  

曾有一位老妇人要找刘仁轨呈递讼辞，错找了戴至德。戴至德还未完看完讼辞，老妇人发现找错了，说：“原来以为是懂事的仆射，竟是不懂事的仆射！快把讼辞还我！”戴至德笑着把讼辞交还她。时人称赞他为宽厚长者。  

计杀嗣宗

嗣圣元年（684年），宰相裴炎被下狱，武则天派郎将姜嗣宗前往长安。刘仁轨问姜嗣宗洛阳的情况，姜嗣宗说：“我觉得裴炎举止很奇怪、有异于常很久了。”刘仁轨说：“您察觉了吗？”姜嗣宗说：“是的。”刘仁轨又告诉他：“仁轨有事禀告，请帮我顺便上奏罢。”姜嗣宗答应他，带着刘仁轨的奏章返回洛阳。结果，刘仁轨在奏章说：“姜嗣宗预知裴炎造反，而不上奏。”武则天于是处死裴炎，并在都亭驿将姜嗣宗处以绞刑。  

傅氏取名

1935年，历史学家傅斯年与妻子俞大彩的儿子出生。当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正不断加深，傅斯年给刚出世的儿子取名为“傅仁轨”。按傅斯年解释，孩子取名本应按“乐”字排行，之所以破例命名，正是为纪念在白江口之战歼灭日本的刘仁轨。 

人物评价

袁天纲：君终当位邻台辅，年将九十。 （ 《旧唐书》引）

李世民：卿职任虽卑，竭诚奉国，所陈之事，朕甚嘉之。 （ 《旧唐书》引）

上官仪：仁轨遭黜削而能尽忠，仁愿秉节制而能推贤，皆可谓君子矣。   （ 《资治通鉴》引）

刘仁愿：刘仁轨之词，非臣所及也。 （ 《旧唐书》引）

武则天：①昔汉以关中之事，专仗萧何。今者公，亦犹於古。所希耆德，敬勖乃诚。   （ 《与刘仁轨书》）②公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 （ 《喻刘仁轨玺书》）

韦述：世称刘乐城与戴至德同为端揆，刘则甘言接人，以收物誉；戴则正色拒下，推美于君。故乐城之善于今未弭，而戴氏之勣无所闻焉。呜呼！高名美称，或因邀饰而致远；深仁至行，或以韬晦而莫传。岂唯刘、戴而然，盖自古有之矣。故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非夫圣智，鲜不惑也。且刘公逞其私忿，陷人之所不能，覆徒贻国之耻，忠恕之道，岂其然乎？ （ 《旧唐书》引）

刘禹锡：太宗朝李靖、高宗朝刘仁轨，皆自宰臣，乞骸致政。其後知犹可用，复起於家。进退之间，曲尽情礼。君臣之际，良史美谈。   （ 《为裴相公让官第三表》）

刘昫：①昔晋侯选任将帅，取其说《礼》《乐》而敦《诗》《书》，良有以也。夫权谋方略，兵家之大经，邦国系之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强弱，则冯众怙力，豨勇虎暴者，安可轻言推毂授任哉！故王猛、诸葛亮振起穷巷，驱驾豪杰，左指右顾，廓定霸图，非他道也，盖智力权变，适当其用耳。刘乐城、裴闻喜（裴行俭），文雅方略，无谢昔贤，治戎安边，绰有心术，儒将之雄者也。天后预政之时，刑峻如壑，多以谀佞希恩，而乐城、甑山（郝处俊），昌言规正，若时无君子，安及此言？ （ 《旧唐书》）②殷礼阿衡，周师吕尚。王者之兵，儒者之将。乐城、闻喜，当仁不让。管、葛之谭，是吾心匠。 （ 《旧唐书》）

王旦：唐刘仁轨尝忿李敬玄异己，将以计去之，乃称其有将帅材，而敬玄卒败军事，此皆不以国家为虑者也。   （ 《续资治通鉴长编》引）

宋祁：仁轨等以兵开定四夷，其勇无前，至奉上则瞿瞿若不及，行俭临下以恕，师德（娄师德）宽厚，其能以功名始终者，盖近乎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者邪！   （ 《新唐书》）

彭孙贻：刘仁轨、裴行俭皆起儒生，怀将略，立功徼外，功名相等。仁轨将略卓绝一时，其表陷袁嗣宗（应作姜嗣宗）也，武夫不学，实患失之所致，惜哉！   （ 《茗香堂史论》）

王夫之：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高季辅、张行成，太宗所任以辅己者也，贬死黜废，不能以一日安矣，保禄位以令终，唯怀奸之李勣耳。自是而外，若韩瑗、来济、杜正伦、刘仁轨、上官仪、刘祥道，较无覆之伤，而斥罪旋加，幸免者亦托于守边以免祸。 （ 《读通鉴论》）②武、韦之世，其宣力中外者，则刘仁轨、裴行俭、王方翼、吉顼、唐休璟、郭元振、姚元之、张仁愿悉无所掣曳以立功名。 （ 《读通鉴论》）

计大受：刘仁轨之为将也，善谋能断。其始任带方州，谓人曰：天将富贵此翁耶！盖自度智略足以就之，然惟心存富贵，平日所言，苟利国家，知无不为，皆缘以投富贵之机，而非纯于为臣之节。   （ 《史林测义》）

蔡东藩：高宗时之良将，苏定方外，应推刘仁轨，高丽未捷而还师，百济复燃而未靖，微仁轨之临机决胜，则刘仁愿必且还军，即幸不为敌所乘，而新罗介居两国间，又遭大丧以后，其能免为蚕食乎？故仁愿之从谏如流，虽有足称，而平定百济，虽出仁轨之功，表而出之，功其庶不没乎？   （ 《唐史演义》）

徐培根等：唐破百济，由于刘仁轨之善于此项（占领地政治措施）战后之政治措施，遂能灭百济。……由此可以发现唐东征之将领中，独具文武兼备之才具者，厥惟刘仁轨一人而已。   （ 《中国历代战争史》）

史书记载

《旧唐书·卷八十四·列传第三十四》  

《新唐书·卷一百八·列传第三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