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炯 唐代诗人、初唐四杰之一

杨炯（约650—约693），华州华阴（今属陕西）人，唐代文学家，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

杨炯自幼聪敏博学，唐显庆四年（659年）应童子举及弟，翌年待制弘文馆，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应制举，补秘书省校书郎，唐永淳元年（682年）擢为太子（李显）詹事司直，唐垂拱二年（686年）被贬为梓州司法参军，唐如意元年（692年）任盈川令，约如意二年（693年）卒于任上。

杨炯文学才华出众，善写散文，尤擅诗。现存诗30余首，以五言见长，多边塞征战诗篇，所作如《从军行》《出塞》《战城南》《紫骝马》等 ，气势轩昂，风格豪放，表现了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在艺术上，对仗工整，音韵合律，既有律诗的严谨之风，又有乐府诗的明快特色。其他唱和、纪游的诗篇则无甚特色，且未尽脱绮艳之风。另存赋、序、表、碑、铭、志、状等50余篇。杨炯反对宫体诗风，主张“骨气”、“刚健”的文风。他的诗在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以突破齐梁“宫体”诗风为特色，在诗歌发展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明代童佩辑有《杨盈川集》十卷。

人物生平

幼举神童

杨炯幼年时就非常聪明博学，文采出众，唐显庆四年（659年），应弟子举及弟，被举神童。唐显庆五年（660年），杨炯时年十一，待制弘文馆，待制十六年。

刚进弘文馆的时候，杨炯因为年轻，对出仕与否还不太经意。有了“予出身”的待遇，能在弘文馆“待制”，心里已经感到满足。但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和学识的加深，“学而优则仕”的信念强烈地萌动起来，期间杨炯创作了《青苔赋》和《幽兰赋》表达自己渴望仕途，却怀才不遇的情志。

秘府校书

在弘文馆待制十六年后，杨炯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在京应制举，补秘书省校书郎。据《新唐书·百官志》二载：秘书省有“校书郎十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心怀经国理想的杨炯，年近三十，才获得一个“雠校典籍”的九品小官，对自己仕途上的这种蹇滞不畅，杨炯心里很郁勃不平，期间创作了《浑天赋》，以示自己的情志。

唐仪凤年间（676—679），太常博士苏知己上表朝廷，建议公卿以下冕服制度重新议定。皇帝下令有司审议。杨炯写了《公卿以下冕服议》，回顾了古代典制，指出苏知己的建议为不经之论，使其建议未能得到皇帝的采纳。

仕职东宫

唐永隆二年（681年），经中书侍郎薛元超推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永淳元年（682年），杨炯被擢为太子（李显）詹事司直，充弘文馆学士，掌太子东宫庶务。

杨炯从秘书省里过了六七年郁沉岁月后，终于从九品末僚一跃而成为太子詹事司直，而且还充任声望甚隆的崇文馆学士，开始了仕途上的一大腾跃，据《新唐书·百官志》载：东宫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纠劾官僚及率府之兵。”詹事司直是太子的贴心官员，掌管东宫内务，职务颇为重要。面对这样一次仕途飞跃，杨炯的内心是兴奋的。期间创作了《庭菊赋》等文以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

贬谪梓州

唐永淳三年（684年）九月，杨炯伯父杨德干的儿子杨神让，跟随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事件平息之后，杨德干父子被杀，杨炯受到株连，于垂拱二年（686年），杨炯被贬到四川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担任了司法参军，结束了他在长安长达二十六年的安定生活。

宫中教习唐天授元年（690年），杨炯秩满回到洛阳，武则天诏杨炯与宋之问分直习艺馆，掌管教习官人书算之类的工作。他虽因官职不高，心中抑郁，但却对武则天仍尽情颂扬。

如意元年（692年）7月15日，宫中出盂兰盆，设斋分送各佛寺，武则天在洛南城门楼上与群臣观看。杨炯献上《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惟新”，并希望武则天作为“神圣皇帝”能够“任贤相，悖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成为帝王的楷模。

终迹盈川

唐如意元年（692年）冬，杨炯出任盈川（今浙江衢州）县令。约如意二年（693年），杨炯卒于任上。

杨炯赴盈川令时，张说赠有《赠别杨盈川箴》，因历代史学家对《赠别杨盈川箴》的理解不同，造成杨炯任盈川令后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杨炯为政残酷，据《旧唐书》载：“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挞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另一种说法是杨炯亲政爱民，浙江省衢州市盈川村（原盈川故址），村边建有杨公祠一座，内有杨炯塑像，杨公祠内旧有对联：“当年遗手泽，盈川城外五棵青松；世代感贤令，泼水江旁千秋俎豆。”说明当地百姓，千百年来都是把杨炯当作“贤令”来奉祠的。如杨炯为政残酷，卒后不会有此贤名。

主要成就

诗歌

初唐上官体所代表的宫廷诗风在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龙朔年间（661-663）达到鼎盛。上官体之风气过分关注声律对偶，讲所谓“六对”、“八对”，忽视了诗歌本质。杨炯虽出身寒门，但才华横溢，性气豪纵，怀才不遇而轻视权贵。因此，他与上官仪为首的宫体诗派有着分明的界线，歌咏的是自我遭际与心声，抒发的是自己真情的自我流露，与之歌咏大唐气象大异其趣，形成鲜明对照，他冲破了上官体流风，开拓了新的诗风。

初唐四杰以革除诗坛浮靡之习为己任，以对上官体批判的姿态，从狭窄的宫廷天地引到广大的市井，从狭小的台阁到山川边塞，开拓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新的生命，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清新刚健的诗风。杨炯也不例外。如《送梓州周司功》呈现出作者在送别友人后夜望西南，担心蜀路艰险，何时才能再相见的场景，感情真挚；如在渴慕功业的心态下写的《从军行》可谓杨炯诗作中的上乘佳作，此诗笔力雄劲，感情豪放率直；杨炯还有一组三峡诗，状景抒情也较真实自然，且托物明怀，借史抒志，含意比较深刻，亦是挣脱宫体诗束缚的佳作。杨炯的送别诗中，没有雍容华贵、闲适自足的情趣宫体式，而是总是渗杂着自己郁郁孤寂的身影及奋发向上的激情，大多写得质朴真切，颇有真情实感，如《夜送赵纵》，全诗语言洗炼、质朴，用典贴切。杨炯是四杰中以五律见长的诗人，他的《从军行》，无论从平仄声律、文字对偶以及起结作法等方而来说，都是成热的五言诗。其现存的14首五言律诗，完全符合近体的粘式律，是一种有意的追求，廓清了齐梁以来绮媚华靡之风，促成了五言律诗的定型。

辞赋

杨炯现存赋八篇，其中《老人星赋》、《庭菊赋》和《孟兰盆赋》三篇都是歌功颂德的作品。《老人星赋》是借老人星（即南极星）以称颂皇恩浩荡、天下安康之升平景象。这篇赋一开头便对“至德承天”的皇权竭力加以歌颂，最后借老人星作喻，对皇恩圣德大加颂扬，并恭祝皇帝万寿无疆。

《庭菊赋》借高洁芬香之秋菊来颂扬中书令薛元超。杨炯之于薛元超，可谓终生怀知遇之恩，此种感戴之情，便是其创作这篇赋的动力及感情流淌的源泉。赋前的一篇小序，交待写作背景，表明众学士是受薛元超之邀，在门下内省左春坊东厅，即薛元超官邸，举行赋菊盛会。杨炯便借此机会，竭力赞扬秋菊之内在品性，借以颂扬薛元超高尚的道德人品。此赋虽然通篇均为赞美之辞，内容托物状人，藻饰可谓典雅华丽，且是应命之作，未突破官场应酬常套。

《盂兰盆赋》以歌颂武则天的圣德，与《老人星赋》一样，也是一篇歌颂文章。除了三篇颂德之赋之外，杨炯亦有几篇借物明志之赋，大概都写于出仕之前。由于长期“待制弘文馆”，入仕无门，其内心自然会萌发出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与受到冷落之后的哀怨，于是借物抒怀，来表明自己的心志。《青苔赋》、《幽兰赋》、《浮沤赋》也是这种背景及心态之下的产物。这三篇赋的结构形式及内容寓意基本相同，均是通过对所描写事物进行赞美，以抒发自己的志向。

骈文

杨炯现存骈文类46篇，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为死人所写，包括神道碑、墓志、行状和祭文。此类文章数量最多，共27篇，其中绝大多数均是受人所请，为死者立传。因是受人所托，对死者生平事迹本不甚了了，多是笔录加工而己，并没有多少真情实感可言。第二类是为寺庙所撰写的碑铭，共4篇。此类文字亦是受人所请，代为捉刀，但因碑铭均镌刻于寺庙的石碑上，供游人及膜拜者鉴赏吟诵，是为作者展示自己才华的好机会，亦是时人对作者文才作出评价的重要依据。因此，杨炯写这几篇文章时，态度还是非常认真的，铺叙排陈，引经据典，力图显示出自己最高水平。但终因碑铭内容大同小异，形式亦基本统一，纵然他努力展示自己才技，还是鲜能有所突破。第三类是表、议、诗序，共14篇，其中序言11篇，表、辩、议各1篇。此类文字无论从形式，还是到内容均无固定程式，可根据作者思想情趣自由发挥，纵横驰骋。其中，如《王勃集序》、《公卿以下免冕服议》等经过作者精心构思的文字，形神并茂，充分显示了其为文的高超才技。

个人作品

杨炯有文集三十卷，后多亡佚。仅存明人皇甫淓所辑佚散诗文成《盈川集》十卷，有诗35首，赋8篇，序11篇，碑14篇，铭、表、议各1篇，墓志10篇，行状2篇，祭文4篇，赞30篇，断句1篇，共118篇，数量居“四杰”中末位。

杨炯的故事

盈川之名

唐武德四年（621），置于刑溪（今衢县云溪）章戴白石的白石县治，因山路狭隘，于如意元年迁至盈川，县治仍称“白石’’。不久，杨炯到任。他见此处地薄人稀，百姓困苦，誓言要改变贫困面貌。为了表达这个意愿，他取刑溪之“刑”为“盈”，视地理于云溪、衢江会合处得“川”，意在使这川流之处，稻香长川，谷盈千仓，百姓富裕，即改“白石”县名为“盈川”，呈报朝廷批准。

杨炯到任后爱民如子，恪尽职守。每年农历六月初一，必到附近28都（行政村）68庄（自然村）巡视。杨炯所到之处，庄稼的害虫就会被白鸟吃掉，粮食丰收，六畜兴旺，深得百姓拥戴。卒于任上后，被称为“杨盈川”。

恃才倨傲

杨炯性情耿直，恃才倨傲，看不惯某些官员趾高气扬、矫揉造作，故讥讽一些伪善的朝官为“麒麟楦”，“每见朝官，目为麒麟楦”。人家问他，怎么像麒麟楦呢？他回答说，就像戏里的麒麟，哪里是麒麟，只不过是一头驴子，刻画头角，修饰皮毛，看起来像麒麟，脱了马甲，还是一头驴子。觉得这话不过瘾，又补了一句，那些没有德行学识的家伙，披着朱紫色的朝服，和驴身覆盖麒麟皮，又有什么区别呢？他的这些言论被当朝者所记恨。

愧前耻后

初唐时，以文章见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被称为“初唐四杰，排名为“王杨卢骆”，据《旧唐书》载，排在第二位的杨炯不服气地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意思就是说，排在卢照邻之前，觉得惭愧；但是把王勃排在我前面，我是不服气的。

人物评价

唐代崔融：“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

唐代张说：“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

唐代宋之问：“伏道孔门，游刃诸子。精微博识，黄中通理。属词比事，宗经匠史。玉璞金浑，风摇振起。闻人之善，若在诸子。受人之恩，许之以死。惟子坚刚，气凌秋霜。行不苟合，言不苟忘”。

唐代裴行俭：“稍似沉静，应至令长。”

明代诗人张逊业：“炯之赋，词义明畅，若庖丁解牛，自中肯綮，而《浑天》考蕨，更见沉深，推历氏今犹择焉。五言律工致而得明澹之旨，沈、宋肩偕。开元诸人，去其纤丽，盖启之也。诸作差次之。五言古诗，唐人各自成家，备一代制可也；然以汉魏镜之，人人悬绝矣。”

明代胡应麟：“盈川近体，虽神俊输王，而整肃浑雄。究其体裁，实为正始。然长歌遂尔绝响。”

明代徐献忠：“杨生神明内颖，卓起少年，词华秀朗，为时令慕，与子安之徒并称杰子，芝含三秀，风耀四灵，岂不蔚然观美哉！其诗三十卷，不尽传，今传二卷。五言律体，长于他作。”

明代胡震亨：“盈川视王微加澄汰，清骨明姿，居然大雅。”

明代许学夷：“四子才力既大，风气复还，故虽律体未成，绮靡未革，而中多雄伟之语，唐人之气象风格始见。……然析而论之，王与卢、骆绮靡者尚多，杨篇什虽寡，而绮靡者少，短篇则尽成律矣。”

明代丁仪：“（炯）所为诗雄奇奔放，文质兼备，虽未逮卢之古雅、骆之蕴藉，以较子安，实为胜之。‘卢前’‘王后’，宜彼不为屈也。”

清代宋育仁：“古章残佚，不见本原，唯《西陵》一首，苍健立干，有任、范之体。律诗工对，其源盖出阴铿。才气无前，自谓‘耻居王后’，第藻浮于质，时有衰音。”

家族成员

曾祖父：杨初，周大将军，隋宗正卿、常州刺史、顺阳公、唐左光禄大夫、常山郡开国公。

伯祖父：杨虔威，唐高祖时右卫将军；

伯祖父：杨某，初唐左卫将军，武安公；

伯父：杨德干，历任泽、齐、汴、相四州刺史，

伯父：杨德裔，唐御史中丞。

（ 杨炯祖父、父亲姓名及履历史无记载）

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是指的是中国唐代初年，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为“王杨卢骆”。

四杰齐名，原并非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他们的诗歌扭转了唐朝以前萎靡浮华的宫廷诗歌风气,使诗歌题材从亭台楼阁、风花雪月的狭小领域扩展到江河山川、边塞江漠的辽阔空间，赋予诗以新的生命力。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