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

辽朝国号

辽朝历史

辽朝疆域

辽朝领土范围

辽朝全盛时，疆域东北至 今库页岛，北至蒙古国中部的色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西到阿尔泰山，南部至 今 天津市的海河、河北省霸县、涿州、山西省雁门关一线与北宋交界，与当时统治中原的宋朝相对峙，形成南北朝对峙之势，《辽史》称“幅员万里”。

辽朝初期的疆域在今辽河流域上游一带，在辽太祖及辽太宗时期不断对外扩张，辽太祖时征服奚（今河北北部）、乌古、黑车子室韦（今内蒙古东部呼伦湖东南）、鞑靼、回鹘与渤海国。契丹会同元年（938年，后晋天福三年）辽太宗时取得燕云十六州，并一度占有中原。统和二十四年（1005年，北宋景德二年）辽圣宗与北宋签定澶渊之盟，最后确定了与宋的边界。

漠北地区于天显六年（931年，后唐长兴二年）设立“辖戛斯国王府”，隶属上京道；统和二十三年（1004年，北宋景德元年）建成了镇州、防州、维州三边防城（皆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西南），以镇州(又称可敦城，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哈达桑东北古回鹘城)为西北路招讨司驻地，并驻军镇戍，开辟屯田。西北路招讨司是辽西北边疆地区的最高军政机构，负责镇守西北边疆地区，管辖阻卜等部落。辽咸雍四年（1068年，北宋熙宁元年）设置乌古敌烈都统军司为统辖两部的最高机构，其最高长官为统军使（有时仍称都详稳），由契丹人担任。僻处今鄂嫩河及贝加尔湖东南面的萌古部，在大康十年（1084，北宋元丰七年）向辽廷遣使进贡，其酋长接受了辽廷封授的部族官称号令稳、详稳，成为辽的属部，例如，成吉思汗的五世族祖，海都次子察剌哈宁昆（又译察剌孩领忽）受有辽朝的“令稳”（即领忽，小部族官）官号，四世族祖必勒格被辽廷升号“详稳”（即想昆，大部族官），父子相继任辽属部官。辽代也筑有长城，称为辽代长城（辽边壕）。

辽朝行政区划

辽代的体系大体上是道、府（州）、县三级。共有5京、6府，156州、军、城，309县（根据《辽史·地理志》。

辽朝如同宋，也有五京制度，主要是为控制因战争获的土地而设置的，或是因为争夺一地而设置的前进基地。

道

辽分5个道，每个道有一个政治中心，称为京，并以京的名称来命名道。

上京道治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辖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中心的契丹本土。

中京道治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辖原奚族本土。

东京道治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辖原东丹国地区。

南京道治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西南），辖今海河、大清河以北，及长城以南、河北、北京、天津部分地域。

辽代西京华严寺

五京中，只有上京是首都，其他均是陪都。然而辽中京至澶渊之盟后，其政治作用加强，地位直逼上京的首都地位。

契丹会同十年（947年，后晋开运四年），辽太宗耶律德光率军南下中原，攻占开封灭后晋，在开封登基，并改国号为大辽。

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北宋景德四年）辽圣宗建中京大定府，自临潢迁都于此。重熙十三年（1044年，北宋庆历四年）辽兴宗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

道下设府、州、军、城4种政区，为同一级别。

府

1.五京府：临潢府、大定府、辽阳府、析津府、大同府。

2.建制府：率宾府、定理府、铁利府、安定府、长岭府、镇海府。这六府有别于大蕃府，级别略高于建制州。

3.大蕃府：

（1）南面大蕃府二：黄龙府、兴中府（1041年升霸州置，今辽宁朝阳）；

（2）北面大蕃府四：南大王府、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奚王府。

以上共计六大蕃府，其中南面两大蕃府行南面汉官制，北面四大蕃府行北面部族官制。这六大蕃府的地位比京府略低。

州

分等，从高依次为：节度州、观察州、防御州、刺史州。

县

辽代还设有与县同级的州、军、城。

而头下军州是辽朝一种特殊建置。契丹贵族将所俘掠的人口，建立州、军安置，督迫其为主人劳作。辽诸王、外戚、大臣所领有的头下军州可建城郭，其余只能有自己的头下寨堡。头下军州多设在潢河流域契丹住地。俘户主要是河北、山西的汉人和东北地区的渤海人。头下州县名称，常采用俘户原籍州县名称，如俘卫州民，建卫州；俘三河县民，建三河县；俘密云民，建密云县等。头下军州的制度到辽圣宗时期逐渐废除。

辽朝政治

辽朝五京制度

辽朝先后形成五京制度。五京为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但只有上京和开封是首都，其他均是陪都。至辽宋澶渊之盟后的极盛期，中京政治作用虽然加强，但仍没有改变上京首都的地位。

辽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其转徙不定、车马为家的游牧生活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其政治中心不在首都，而在捺钵（契丹语“行在所”、“行宫”的音译）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均在捺钵随时决定，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因气候、自然条件的制约，四时各有捺钵之地。

辽朝南北院制

辽设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官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大部分官名及职掌沿袭唐制，并参照五代和宋朝的官制。官有实授、遥授之分。职事官与散官及阶、勋、宪衔、封爵、食邑户数等配套。辽代官名多有契丹语官名，如林牙即翰林，惕隐掌管皇族政教，夷离毕掌管刑狱，乙里免为诰命夫人，等等。

辽世宗任用贤臣耶律屋质，进行一系列改革，将辽太宗时的南面官和北面官合并，成立南北枢密院，废南、北大王。后来南北枢密院合并，形成一个枢密院。辽世宗的改革使辽朝从部落联盟形式进入中央集权的时代。

辽朝的法律，因俗而治，各地使用不同法律。早期有民族歧视，至圣宗时契丹人法也用汉律来断。这反映汉人地位的提升。一般来讲辽代刑罚较重，而且皇帝往往随意杀人，无法无天，穆宗尤甚。

辽朝捺钵制度

辽太宗时，取燕云十六州后，其国土包括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为保持契丹族的骑射善战传统的经济生活，仍然过着“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生活。正如《辽史》中记载的“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在这种特殊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在契丹的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一套县有鲜明游牧契丹民族独特特点的四时捺钵制度。契丹皇帝四时巡行的宫帐（也称牙帐），即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

辽朝军事

辽朝的军队，平时约在二十万至三十万左右，而契丹部族全民皆兵，辽所能动员的兵力在总人口当中，比例很高，为164万2800人。由于保留着原始部族的痕迹，并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迅速转化的历史阶段，军事制度初期多与本民族社会制度合为一体，进入长城以南地区后，既保有本民族特色，又逐步接受汉族影响，具有民族融合的特点。

辽朝皇帝亲掌最高兵权。下设北﹑南枢密院。北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构，一般由契丹人主管﹔南枢密院亦称汉人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之政，因而出现一个朝廷两种军事体制并存的局面。

辽军大体分为宫帐军﹑部族军﹑京州军和属国军。宫帐军，征集直属皇帝的着帐户壮丁组成，是契丹族亲军，供宿卫和征战，“以行营为宫，选诸部豪健千人，置腹心部”。部族军，主要由契丹以外的部族壮丁组成，供守卫四边。以上两种部队是辽军的主力。京州军，亦称五州乡军，征集五京道各州县的汉族﹑渤海族等的壮丁组成。属国军，由臣属国壮丁组成。后两种部队为辅助兵力。辽初，贵族男子人人服兵役，年龄在15～50岁之间的列籍正军，兵器﹑战马自备。“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辽史·兵卫》）。后来，“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辽史·食货》）辽军以骑兵为主，主要武器是弓箭和刀枪。后期从宋朝传入抛石机式的火炮，编有炮手军。

辽朝经济

契丹人从事农业、手工业，都是由辽太祖的祖父、父亲以及伯父等传入契丹，又传授纺织。辽在各地均设群牧使司以管理官有的牲畜。辽朝皇帝使农牧业共同发展繁荣，各得其所，建立独特的、比较完整的管理体制。

辽朝人口

辽朝农业

辽朝境内农作物品种齐全，既有粟、麦、稻、穄等粮食作物，也有蔬菜瓜果。他们借鉴和学习中原的农业技术，引进作物品种，还从回鹘引进了西瓜、回鹘豆等瓜果品种，结合北方气候特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作物栽培技术。辽朝的土地有公田和私田两类。在沿边设置的屯田自然是公田。募民耕种的在官闲田也是公田，百姓领种十年以后，要对朝廷缴纳租赋。至于所说的“占田置业入税”则是私田了。估计屯田多集中在北部沿边，私田则多在辽国南境。在契丹的汉人依然是以男耕女织的方法维持家庭收入。同时，契丹将战争中俘掠的汉人，安置在契丹腹心地区，建立许多头下军州。除少部分需上缴，其余收入皆归头下主所有。

辽廷为了鼓励人民开辟荒地，立例若成功开辟农地可免租赋十年，形成契丹特有的农牧混合经济。遇到兵荒、岁饥之年，也要减、免赋税，契丹统和九年（991年，北宋淳化二年）1月辽圣宗时期，“诏免三京诸道租税，仍罢括田”。辽大康元年（1075年，北宋熙宁八年）9月辽道宗时期，“以南京饥，免租税一年，仍出钱粟振之”。辽朝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被编入州县，包括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和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佃户。他们无论经济地位如何，都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国家编户，并承担着国家的赋役负担。寺庙的佃户多是贵族、官僚随同土地一起转赠的，是既向国家纳税又向寺庙交租的另一种形式的税户。

辽朝畜牧业

辽朝的畜牧业十分发达，契丹人的牧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牧业是契丹等部落民的生活来源，也是辽朝所以武力强盛、所向克捷的物质条件。当时阴山以北至胪朐河，土河、潢水至挞鲁河、额尔古纳河流域，历来有优良的牧场。契丹各部和属部中的阻卜、乌古、敌烈、回鹘、党项等，主要从事游牧业。羊、马是契丹等游牧民的主要生活资料：乳肉是食品，皮毛为衣被，马、骆驼则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战争和射猎活动中马匹又是不可缺少的装备。因此，“蕃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阿保机之妻述律氏曾自豪地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羊、马也是辽朝向契丹诸部和西北、东北属国、属部征收的赋税和贡品，是辽朝的重要经济来源，因而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游牧的契丹人，编入相应的部落和石烈，在部落首领的管理下，在部落的分地上从事牧业生产，承担着部落和国家的赋役负担，没有朝廷和部落首领的允许，不能随意脱离本部。他们是牧区的劳动者、牧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部落贵族的属民。

辽朝手工业

陶艺受唐代影响，墓葬出土文物则显示部分宋代器皿及其他器皿自国外输入，但。金、银器制作亦采用唐、宋的金属打制和镀金技术。辽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类，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风格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壶、瓶等，契丹式则仿造本族习惯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容器样式烧造，器类有瓶、壶、盘、碟，造型独具一格。缸瓦窑村窑是一处目 前所知辽代最大的古瓷窑遗址，可生产白釉、单釉和三彩釉瓷以及宫廷所用的官窑器物。辽代的鎏金、鎏银、染织、造马具、制瓷以及造纸等手工业门类齐全，工艺精 湛。

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更被宋人评比为“天下第一”。陈国公主与驸马墓、耶律羽之墓等贵族墓葬出土的精美金银器都反映出契丹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高度的工艺技术水平。如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乡辽墓出土的双猴绿釉鸡冠壶和龙首绿釉鸡冠壶就是仿契丹族皮囊容器的模式，在壶体侧边作出仿皮革缝制的痕迹，此类壶是契丹民族特有的生活器皿。分散到世界各地博物馆，并作为博物馆规模标志的，高达两米的大罗汉瓷像，就是辽代产品，是从河北省易县附近山洞中被外国人盗走的。

辽朝商业

辽代物价甚低，虽有盐酒之税，但各地税率并不一致。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据文献记载，耶律阿保机之父撒剌的时，已开始铸造货币。然而货币使用量不多，辽世宗时，上京还处在交易无钱而用布的状态。各地都用不同货币，如圣宗以前所铸的辽钱极少，圣宗之后稍微多了一些，但在流通货币中，所占数量仍甚少，不及百分之二，主要的是宋钱，其次是唐及五代及其他朝代的钱；在对外交易方面，辽主要与宋和西夏等通过边境上的榷场进行互补性的交易。另外与日本、高丽、阿拔斯王朝和喀喇汗国也有贸易往来。

辽朝文化

辽朝文字

辽道宗的皇后萧观音《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表达关心社稷安危、致主泽民的政治理想。流传至 今的辽人作品除王鼎的《焚椒录》外，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醉义歌》是使用契丹语创作，有金朝耶律履的译文，只是契丹文原作和耶律履译文已经失传，今有耶律履的儿子耶律楚材的汉译本传世。

在书目方面，辽设国史院，专修整历史，设官监修国士、史馆学士、修国史等，曾撰写起居注、日历、实录二十卷、国史，又把不少汉人书籍翻译为辽朝文字，如《五代史》等。当中，辽代所写的实录成为元朝脱脱等所编写的辽史主要材料之一。

语言文字方面，汉语与契丹语都是通行的，不少文书都是以这两种语言。辽代还出现了为佛教信众学习佛经而编纂的汉字字书《龙龛手鉴》。契丹文是辽代为记录契丹语而参照汉字创制的文字，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形式。但现时已缺少类似的文献。

契丹大字相传于神册五年（920年，后梁贞明六年）由辽太祖下令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参照汉字创制，应有三千余字；契丹小字由辽太祖弟耶律迭剌参考回鹘文对大字加以改变而成。小字为拼音文字，约五百个发音符号。契丹小字较大字简便，原字虽少，却能把契丹语全部贯通。契丹族创字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觉，对其他民族也有不少影响，例如西夏创造党项文字、金朝创造女真文字、元朝创造八思巴文字。契丹字的通行直到金明昌二年（1191年，南宋绍熙二年）金朝金章宗废除为止。

辽朝宗教

辽朝的宗教以佛教和萨满教为主，此外也崇拜契丹祖先和民间信仰。民族信仰有木叶山崇拜、天地崇拜与拜日神、拜山神等。木叶山崇拜源自契丹始祖出现与契丹八部兴起的传说，带有萨满教的文化背景。契丹族于木叶山兴建契丹祖庙以祭拜始祖，最后发展成辽朝皇室的柴册仪。

辽太宗等辽朝皇帝也采取保护佛教政策，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辽兴宗时觉华岛海云寺僧人海山（郎思孝）与辽兴宗关系甚好。辽道宗曾以诗赞誉法均：“行高峰顶松千尺，戒净天心月一轮。”随着佛教的传播，由皇帝下令，寺庙校勘、雕印佛经和个人写经，集资刻经、印经等活动十分活跃。从山西应县木塔佛像中发现的丹藏、佛经及佛画，河北丰润天宝寺塔发现的佛经，内蒙古巴林右旗释迦佛舍利塔中发现的佛经，堪称佛教艺术瑰宝。辽朝完成以《大般若经》为首的主要佛教石刻，于辽兴宗时期出版的《契丹大藏经》，其地位仅次于宋朝宋太祖时期开版《蜀版大藏经》，在佛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道教和道家思想对契丹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辽初，以各种方式进入草原的汉人中，就有一些道教信仰者。如上京有天长观，中京有通天观，一些州城也多有道士和道观。某些契丹上层和契丹部民也信仰道教。辽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其弟耶律隆裕更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某些上层道士同佛教上层一样受到皇帝的礼遇。辽圣宗曾予道士冯若谷加官太子中允。道教的传播也带动了道家经典的研究，辽初道士刘海蝉著有《还丹破迷歌》和《还金篇》，耶律倍译有《阴符经》，辽圣宗时于阗张文宝曾进《内丹书》，寺公大师的《醉义歌》中也杂有道教思想。

辽朝也有通行伊斯兰教，主要经由位于西域、已经伊斯兰化的喀喇汗国东传而来。统和十四年（996年，北宋至道二年）入仕辽廷的阿拉伯学者纳苏鲁丁即在辽南京（今北京）兴建牛街礼拜寺。后来的西辽辽帝对伊斯兰教采取的宽容伏待政策，使伊斯兰教持续在西域发展。

辽朝艺术

雕塑作品刀法遒劲，栩栩如生。建筑艺术主要体现 在佛塔和佛寺。山西省灵丘觉山寺西塔院中的觉山寺塔、北京市天宁寺塔、辽宁省辽阳白塔、海城析木城金塔造型美观，是辽代最流行的密檐塔中的杰出代表作品。天津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兼唐代和宋朝之长处，雄健壮丽。辽朝用契丹文字刻制的石刻。契丹文石刻用契丹大字和小字刻制，一般分为纪功碑、建庙记、哀册文、墓志铭、题记等类。契丹大字石刻如：《辽太祖纪功碑》（残）、《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耶律延宁墓志》、《萧孝忠墓志铭》、《故太师铭石记》与《北大王墓志》等。其中《北大王墓志》（又作《耶律万辛墓志》）是契丹大字石刻中字体最工整的一件，讲述耶律万辛的事迹，本墓志使用辽代契丹大字、汉字刻印。由于刻字工整，字数较多，有利于契丹大字的解读。

辽朝散乐受唐朝和五代后晋影响极深，在此基础上与契丹族民间艺术相融合，建立起的一种类似宫廷音乐的形式。《辽史》中有记载，其演奏乐器有：觱篥、箫、笛、笙、琵琶、五弦、箜篌、筝、方响、枝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与拍板等。散乐由12人组成，是一支完整的表演队伍。乐队呈两排，前排第三人下，有一低矮的舞蹈者，随着节拍翩翩起舞。

辽朝科技

辽朝的天文历法继承五代历法，并略有改进。辽朝原使用后晋马重元的调元历，契丹统和十三年（995年，至道元年）行用辽刺史贾俊的大明历。辽朝皇帝十分重视天象观测，时人并将天象与政事相连系。1971年在河北省宣化辽墓发现的彩绘星图绘有二十八宿、黄道十二宫。1989年在宣化辽墓又发现两幅星图，除与前图略同外，并有十二生肖，均作人形，从中可以得知辽朝天文学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辽朝外交

辽朝唐代、后唐、南唐

契丹族原臣服唐朝，被唐朝封赏并设置了松漠都督府。于五代时建立契丹国独立，入侵燕云地区但被李存勖击败，退回北方。五代后唐末年，辽太宗接受石敬瑭的请求，协助他建立后晋取代后唐，以获得燕云十六州与后晋的臣服。不久又南征中原，灭后晋以建立辽朝。至此辽朝与中原的外交关系首度转为辽朝居上，中原臣服的状态。

辽朝宋朝

之后辽朝衰退，后周与北宋为了燕云十六州又相继北伐，双方恢复对峙的局面。辽朝采取防御策略，并且扶持北汉对抗中原的北伐，屡次抵御中原的进攻。直到辽圣宗时，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再度发动南征，率辽军直逼北宋的澶州。最后双方订立澶渊之盟，辽朝索得，与北宋建立大致上平等的外交关系，长达120年，双方并且加强经济和贸易往来。契丹重熙十一年（1042年，北宋庆历二年）辽兴宗乘宋夏战争后北宋内外交困之际，率重兵陈列辽宋边界，并派萧特末（汉名萧英）和刘六符去宋朝索要瓦桥关南十县地。

宋朝派富弼与辽方使节谈判，双方于九月达成协议，此即重熙增币。最后增加增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以了结这次索地之争。辽兴宗还派耶律仁先和刘六符再次使宋争得一个“纳”字，即岁币是宋方纳给辽方的，不是赠送的。宋臣富弼建议宋仁宗答应要求，并且要求辽朝约束西夏作为条件以破坏辽与西夏的关系，最后使辽兴宗两次亲征西夏，劳民伤财。辽朝晚期因受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入侵，加上朝廷内部分裂与内斗，使辽朝有意与北宋和谈。但是北宋已经与金朝建立“海上之盟”而共同伐辽王朝，所以拒绝和谈，最后辽朝亡于金朝。

辽朝高丽

辽朝于契丹天赞五年（926年，后唐同光四年）灭渤海国后与高丽接触。会同七年（942年，后晋开运元年）送给高丽50匹骆驼，但遭高丽太祖拒绝。辽使被放逐到孤岛，所送骆驼也都被饿死（万夫桥事件）。至此辽朝多次袭扰高丽边界，统和十一年（993年，北宋淳化四年），辽圣宗率大军越过鸭绿江入侵高丽。最后双方和谈，在高丽同意断绝与宋的联盟后，辽圣宗率军北返，双方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高丽发生军变。辽圣宗趁机入侵高丽。

辽朝西北诸国

辽朝与西北诸国保持着较为友好和睦的往来。辽朝西境的主要邻国西夏，长期以来，一直与辽朝保有朝贡和联姻关系。一度为辽藩属，被称为甥舅之邦。辽朝与西域诸国的关系也源远流长。早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就曾经率军西征，使西域诸国相继臣服。统和年间，王太妃出师西域，契丹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北宋咸平六年）建可敦城，作为西北的边防重镇，经过多年的经营，使辽朝的势力范围涵盖漠南、漠北与西域之地。

辽朝政府对这些降附的部落属国，均采取“因迁种落，内置三部”的羁縻政策，使的这些国家互相监督，皆不愿背叛辽朝。这些都使葱岭以东的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与葱岭以西的喀喇汗国，基本上都是亲附辽朝，其与北宋的关系较疏。此外，西亚的波斯与大食在辽初也相继遣使来通好。天赞二年，波斯使来，其第二年大食使来。大食国王遣使为王子请婚，未允。次年，复遣使请婚，辽圣宗以宗室之女嫁之。

因此，在唐朝灭亡之后，西域、西亚与东欧地区皆将辽朝（契丹）作为中国的代表称谓。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兵书中，还将中国传过去的火药与火器称为“契丹花”、“契丹火箭”等。直到今 日，俄罗斯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当中，也依旧以契丹作为中国的称呼。

辽朝社会

在日常生活上，契丹人具有北亚民族传统，以羊狐皮裘居多。而贵族官吏则以貂裘为主，并且穿丝绢服饰，所配戴的装饰也比较多。饮酒食肉为普遍现象，居住以帐幕为主，也有居住在宫室。摔跤、击鞠（踢球）、射柳、射兔节、下围棋和双陆等均是辽人的业余活动。关于节令风俗，辽汉皆有，仍以契丹旧俗为主。例如元旦日，以弱米和白羊髓为饼。正月七日为人日，食煎饼，称为“薰天饼”。其他尚有中和、上巳、端午、夏至、中元、中秋、重九、冬至等，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原传入的，节日风俗大体相同。然而也有一些节令，名称虽同，却保留了契丹固有的风俗和仪式。

契丹人在五代时期就有饮茶习俗，而且茶风日炽，家家户户不可一日无茶，这与他们日常膳食结构和多寒多风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宫廷遇重大节日，尝以茶祀祖祭天地，款待宾客和使臣，而且有一套隆重、规范的礼仪。

契丹人的节日有立春、重午、夏至、中秋节、除岁节等。立春日，皇宫举行庆祝仪式。皇帝进入内殿，率臣僚拜先祖画像，献酒。皇帝在土牛前上香，三奠酒，奏乐。再持彩杖鞭土牛。司长报告春至，臣僚也持彩杖鞭土牛三周，再引节度使以上官员登殿，撒谷、豆，击土牛，臣僚依次入座，饮酒，吃春盘，喝茶《辽史》。

又据《辽史·礼志》载：“皇帝皇后六拜、在位者皆下拜。皇帝皇后复位坐，命中丞奉茶果饼饵各二器，奠于天神地祗（即地神）位。

宋使至……臣僚起立，御茶出，皇帝起，入阁，引臣僚东西阶下殿……臣僚鞠躬赞拜，称万岁，赞：各就坐，赞！（赞：即赞礼）两廊从人亦如之，行单（dòn，厚的意思，引申为浓厚）茶，行酒，行膳，行果。”

1994年，在河北省宣化地区发现辽墓群，其中六、七、十号墓壁画中，均绘有以碾茶、煮茶、侍女敬茶的茶道程序图，佐证契丹贵族嗜茶已很普遍。

五代时期，辽与南唐交往最为密切。契丹会同元年（938年，后晋天福三年），辽把羊三万只，马二百匹卖给南唐，以其值买回罗、纨、茶、药等物资。双方水、陆两路的交易也很频繁，交换去的茶叶不少，惜史无确切的记载。后唐在登州（今山东蓬莱）等地开设马市，和辽进行贸易。天显六年（931年，后唐长兴二年）契丹“黑水瓦儿部至登州卖马”，交换所需要的茶叶。

辽、宋之间的贸易，从北宋初年开始若断若续地进行着。辽需要的茶是通过宋方的馈赠和贸易渠道而获得的。据《契丹国志》载：宋“至贝州（属河北）赐茶、药各一银盒”，而辽“非团茶不纳也，非小团不贵也”。

辽、宋订立盟约进入和平时期后，双方达成协议，在河北边境陆续开放了雄州（雄县）、霸州（霸县）、安肃军（徐水）、广信军（保定西北）四处榷场，以雄州榷场最为重要。宋方输出的商品有：茶叶、瓷器、麻布、漆器、缯帛、香药、苏木等。辽方输出的商品有：羊、马、骆驼等。宋对辽贸易采取“稍优其值予之”的优惠政策。宋方输出的为加工制品，辽方多为牧畜，故榷场贸易对宋方有利，其每年从榷场征收的专卖税就达150万贯之多。大获其利。《三朝北盟》辽方在贸易中也获得大宗税收，双方都得到实惠。除官方贸易外，民间走私贸易也很活跃，虽有禁令，但禁而不止。

契丹人待客是“先汤后茶”，与宋人“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恰相反。汤用中药甘草煎剂，团茶则用锯锯碎“用银、铜执壶直接煨于炉口之上”煮饮，富贵贫贱不可一日无茶。

辽朝皇帝世系

契丹萧氏的祖先称审密氏，内部又分为拔里家族和乙室己家族。这个家族后来为什么改姓萧氏，说法很多。《辽史·后妃传》是这样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以后，拔里、乙室己家族与耶律氏世代联姻，对于耶律氏的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契丹诸部中最强大的家族，其功劳最大，不可泯没，所以把他们比做西汉初年的宰相萧何，自此以后，拔里和乙室己家族就改姓萧氏了。而辽太祖皇后述律氏却例外，她原来既不是契丹人，也不姓萧，述律氏的祖先是回纥人糯思。

契丹会同十年（947年，后晋开运四年），辽太宗率大军南下灭后晋，在汴梁（今河南开封市）任命述律太后的侄子小汉为宣武军（今河南开封市）节度使，赐姓名萧翰。于是，辽朝外族萧氏中就有了拔里、乙室己、述律等三个家族，而述律家族在其中占有更优越的地位，在辽太祖至天祚帝九个皇帝中，除穆宗的皇后萧氏出身不详外，其余八个皇后无一例外都出自述律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