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域是什么人？他的一生是什么样的?

侯方域,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明末“四公子”之一、今天历史名人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他一生数次游历江南，深受江南文化的熏陶。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夏，他赴金陵应试，指点江山纵论天下的豪情及才华横溢的名士风度令江南士人折服。

从而名列明末“四公子”，并被推为复社领袖之一。

他在江南主持大义痛斥奸邪，与江南文士诗酒唱和，主盟风雅宴集，又流连秦淮旧院沉溺于歌妓不能自拔，在江南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人生篇章。

后来，他卷入江南的权力斗争，与阮大铖多次发生矛盾冲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末的政局。

探究侯方域在江南的活动会发现，他的个性气质深度契合明末江南的文化特质。

明末的江南之行使他如鱼得水，迅速融入了江南文化圈，成长为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文人。

可以说，正是明末江南文化的熏陶成就了侯方域的典型性。

他富于传奇色彩的风流洒脱以及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皆与江南文化密切相关，他的人生也深深地染上了江南文化烙印。

一：出身东林，满怀豪情

侯方域祖父侯执蒲，官居太常卿，其父侯恂为户部尚书，叔父侯恪任南京国子监祭酒，门阀贵显，家世有清流之誉。

侯氏父子三人因反对阉党而被目为东林党干将，先后遭到罢黜。

侯氏家族的立场对侯方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他自幼随父在京师，出入公卿之间，耳濡目染，熟谙当朝典故，以博闻强识、精明干练而得到赏识。

宋荦《侯朝宗本传》云：

方域既世家子，负才气，幼从其父宦京师，习知朝中事，而于君子小人门户始终之故，尤熟悉……傥荡任侠使气，好大言，颇以经济自诩。

他积极关心时局，又自负才略过人，好言天下大计。

彼时正值明末天下动荡不安，15岁的侯方域赋《早发述怀》言其志向，诗曰：

“……四国正风尘，结束将何往?纷纷战龙蛇，悄悄骄魍魉。安得延津剑，划然肃清朗。元侯二十四，迹与萧曹仿。仗策荡烽烟，名画麒麟上。……”

表达了其澄清天下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17岁时，他代父亲作《屯田奏议》，洋洋万余言，条分缕析，颇有见地，其济世才名传播于公卿间。

崇祯十二年己卯，22岁的侯方域到金陵应试。是年东南名士云集，方域作为东林后裔，自然亲近复社文士。

他才华卓异，为人豪侠，乐交名人，纵论天下事，有不可一世之气概，被推为复社领袖之一。

金陵作为明朝留都，汇聚了各种力量，彼此相互博弈，争斗不休。

崇祯十二年，金陵爆发了复社驱除阮大铖的斗争，这就是所谓的“公揭事件”。

当时被削职为民的阮大铖因避战乱流寓南京，因其行事过于招摇，妄图翻案复职，引发了复社顾杲、陈贞慧、吴应箕等人的不满。

他们于崇祯十一年七月搞出《留都防乱公揭》，利用次年金陵乡试之机，征集142名士子署名，发布公揭，揭发阮大铖逆案之罪。

公揭很快传遍南京城，阮大铖声名狼藉只能闭门谢客，惊恐之余试图重金收买侯方域以求解于陈、吴等人，结果被识破后遭到委婉拒绝。

阮氏恼羞成怒，自此深恨侯方域，伺机报复。

金陵乡试后，复社同仁举行盛大聚会，庆贺驱阮斗争胜利，侯方域与黄宗羲、吴应箕、梅朗三等复社名士们连日宴会，以笑骂阮氏为乐。

侯方域受江南结社及党争文化的熏染，满怀豪情地参加到针对阮大铖的斗争中，态度坚决，激化了与阮大铖的矛盾，从而埋下日后党人狱的祸根。

崇祯十六年春，侯方域避难金陵，应兵部尚书熊明遇之请致信左良玉，阻止他率军进驻金陵。

阮大铖趁机造谣生事，诬陷侯方域是左的内应，侯方域闻讯逃离南京，临行作《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大义凌然地痛骂阮大铖阴险恶毒，并预言他得志后必定害人。

明亡后阮大铖复出，果然大兴党人狱报复东林复社，下令缉拿侯方域父子等人。

方域辗转于江南各地避祸，最终在宜兴被捕。

面对阮大铖的利诱威逼和阴谋诡计，侯方域始终不为所动坚决抗争，表现出可贵的气节。

二：奋起雪苑，主盟江南复社

方域为世家贵公子，为人任侠使气，轻狂豪纵，喜结交海内贤豪。

宋荦称他“遇人不肯平面视，然一语合，辄吐出肝肺，誉之不容口。振友之厄，能不吝千金”。

方域幼有异才，文思敏捷，与同里吴伯裔、刘伯愚、徐作霖等人缔结文社，奋起于雪苑，其声名远播江南，人称“吴、侯、徐、刘”，中州文风为之大振。

方域在京师期间，先后结识了钱谦益、文震孟、吴伟业、陈子龙、夏彝仲等江南文坛俊才，并得到他们的高度赞誉。

崇祯八年，几社陈子龙复信方域，并作诗相赠，热情赞许其的文学才华与才干。

复社领袖张溥赖侯方域之援手而摆脱困境，贻书推许其为领袖。

崇祯十一年，侯方域以诗文求教钱谦益，钱氏作《赠侯朝宗序》，赞其文“如玉之有光剑之有气”，其诗“俊快雄浑，有声有色”，并称侯氏兄弟为天下奇士。

侯方域豪迈多才，结交贤士，因江南文坛领袖的褒扬而广为人知，为其江南之行绘就人生的华彩乐章埋下了伏笔。

侯方域赴南京求学应试，与复社名士李雯、梅朗三、方文、余怀等人同气相求，结为盟友。

“我来秦淮五月终，于时佳士已云集。座中朝宗最年少，四海心知但一揖。”

吴应箕这首《我来行赠侯朝宗》生动形象地记录了当时结识侯方域的情景。

侯方域与方以智、陈贞慧、冒辟疆共同主持复社，他们携手交游，评论天下大事，品评公卿、裁量执政，成为清议的新生力量。

贾开宗云：“朝宗豪迈多大略，少本有济世志，尝与吴应箕、夏允彝醉登金山，评当世人物，临江悲歌，二子以方域比周瑜、王猛。”

他们时常举行雅集，分曹赋诗，把酒论文。侯方域回忆说：“己卯寓金陵，其时桐城方检讨曾为讠燕集，征召同人。”

方检讨就是方以智，他曾召集社友宴饮赋诗。宣城梅朗三是诗人，方域在金陵与之朝夕相处谈诗论文，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侯方域以富有诗意的文笔追忆其慕名访友的情景：

余乃棹秦淮之小艇，访天界之古刹，鸟语虫吟石蹲藤卧，遥望乎一童当户，旋聆乎逸啸出林，搴其帷，室迩人遐，穆如清风，则梅子朗三在焉。……春草欲碧，秋木始波。携手莫愁之湖，振衣鸡鸣之巅;山曙晓烟，露薄明汉，靡不与朗三偕。每暇必授诗，使余读之。

他们还举行国门广业社，大会社中人物，侯方域与社友连日相聚，诗酒唱和，可谓是风流潇洒豪爽而恣肆。

崇祯十五年秋八月，复社社友聚于刘渔仲河房观看阮大铖的新传奇《燕子笺》。

期间吴应箕大骂阮大铖，这出观戏骂阮事件在吴伟业、宋荦等人记载中变成了侯朝宗置酒高会，征召阮家戏班演出《燕子笺》。

一边激赏戏文一边痛骂阮氏，从而引发阮氏的刻骨仇恨，当是误记，但这也反映了侯方域的复社领袖地位及在对阮斗争中的先锋作用。

这一年他在金陵没有观戏骂阮，却与陈贞慧、吴应箕、彭宾等友人举行诗会，吴应箕有《九日高座寺集楚豫诸友次侯朝宗韵》5首，可见他们诗兴之浓厚。

侯方域在文人结社风气盛行的江南，积极结交东南名士，主持风雅，并参与驱阮斗争，谱写了自己人生的辉煌篇章。

三：雅好声伎，逐梦秦淮风月

晚明社会有追求奢华享乐之风，士大夫阶层多蓄养娼优妓乐，以满足声色之好。

明末世家大族竞相文采风流，不惜千金从江南购买妓乐，侯氏家族亦有乐班。

受这种环境风气熏染，侯方域自幼就沉溺于声伎，又精通音律。

胡介祉《侯朝宗公子传》云：

雅嗜声技，解音律，买童子吴阊，延名师教之，身自按谱，不使有一字讹错。……曲有误，周郎顾。闻声先觉，虽梨园老弟子，莫不畏服其神也。

可以说选伎征歌是侯方域自幼养成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时代风气、家庭文化及其个 人性格使然。

崇祯十二年，侯方域来到歌妓云集的南京，他的这种习性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

其父尚在监狱，他却依然过着红裙侑酒听曲品戏的享乐生活，甚至好友黄宗羲、张自烈等人也对其行为颇有微词。

方域经张溥、夏允彝介绍，结识了善弹琵琶的秦淮歌妓李香君，赠诗定情，香君为其歌《玉茗堂》《琵琶词》。

复社友人方文有《偕吴次尾、陈定生、梅朗三泛舟秦淮因过侯朝宗》诗记录侯方域在金陵的浪漫生活情景，诗云：“水阁名花香暗度，娼楼豪客酒初醒。”

豪客，即侯方域也。梅朗三有诗追忆：“昔季别君秦淮楼，冷香摇落桂华秋。”

方域自注曰： “ 冷香者，余栖居金陵所与狭斜游者也。”冷香即是李香君也。

汪琬说：“予又闻， 朝宗尝游金陵，挚其囊数千金，寓居桃叶渡，日夜招故人善饮酒者，挟妓弹琵琶纵饮，所制盘馔甚盛，费辄不赀。”

“挟妓弹琵琶纵饮”即指方域与李香君结交之事。

方域奢华豪纵，选妓征歌，再加上自幼文名早著，文采斐然，遨游于诗酒声色之场，风雅浪漫，一时间成为独领风骚的人物而为人推重。

李香君曾力劝侯方域拒绝阮大铖的接纳，她说：“妾少从假母识阳羡君，其人有高义，闻吴君尤铮铮，今皆与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贱妾耶? ”

后来阉党分子田仰试图以三百金结交李香君，也被她严词拒绝了。

李香君的见识和品格让侯方域及复社文人们感佩敬重，侯方域入清后为其作《李姬传》，歌颂了她高贵的人格，使李香君成为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

这是侯方域对明末江南文化深情的礼赞，表现了秦淮歌妓文化与党、社文化交织融合后的品格升华，在中国文化史上散发着璀璨的光辉。

四：结束语

侯方域是明末文人的代表，他的个性气质兼具胸怀天下的豪情、狂放任侠的名士气度以及雅好声伎的浪漫情怀。

研究者黄玉琰认为：“侯氏(方域)深得明末清初的江南士风和艺术文化的熏染，而其个性与命运也是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背景的产物。”

侯方域之所以深度接受江南文风熏染，正是缘于他的个性气质与明末江南文化的特质有着高度的内在一致性。

他的成长离不开江南文化的熏陶，明末江南文化滋养了他的真性情，为其施展才华挥洒个性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而他积极参与江南的文化活动，也为江南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相应的贡献，并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反响。

他创作的散文《与阮光禄书》与《李姬传》是明末江南文化结出的艺术硕果，承载了时代的文化精神，后来成为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蓝本。

侯方域与李香君、阮大铖的恩怨情仇折射出明末的时代风云。

孔尚任欲“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选择他和李香君作为主角来反映江南的兴衰 也是必然的。